“为了让您更加了解捐赠支持的机构、项目及事实孤儿情况，我们诚邀您参加‘捐赠人迎新会’。”12月15日，北京市民小涵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信息发送方是小涵通过互联网月捐支持公益项目的工作人员。“他们定期会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样有利于了解事实孤儿支持项目的运作模式和新进展，让参与公益不仅仅只是捐款。”小涵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规模稳步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这3年中，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仅腾讯公益平台，2021年就有1.5亿人次捐出54.46亿元善款。不断壮大的慈善事业，是千万爱心人士的支持，随着慈善公益发展不断深化，一个问题逐渐凸显：捐赠人权利如何保障？

前不久举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3年会上，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在发言时提出，公益慈善机构应该建立共识，厘清捐赠人权利的正面和反面，才能知道哪些事情可为，哪些不可为。“我认为捐赠人有3个基本的权利：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何国科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琼则认为，捐赠人的权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权利，即一般民众都具有的权利；二是特殊权利，即捐赠人所有的参与权、知情权等。“捐赠人权利不等于捐赠人服务，权利是捐赠人应有的，而服务是公益慈善机构把捐赠人作为服务对象去提供的。”谢琼说。

捐赠人对捐赠对象（无论机构或项目）存在从不熟悉到熟悉，逐渐建立信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如何体现？有不少公益机构进行了探索。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认为，捐赠人最开始要知道项目内容和机构定位，过程中要知道资金的流向和分配，最后也希望看到项目成效，基金会则会在项目不同阶段给捐赠人提供足够的信息披露。

“我们会在项目设计阶段就让捐赠人对项目效果有所预期和想象，并在某些项目执行过程中让捐赠人参与，比如邀请捐赠人和我们一起去发放温暖包。”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运营总监聂良非说。

公益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秘书长臧婧也认为，基金会应更多地思考如何建立主动触达、服务捐赠人并带动其深度参与的工作体系。她认为，就筹款行业而言，最核心的就是发挥捐赠人的监督权。此外，一些机构在透明度和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方面做得不错，但捐赠人的荣誉权、名誉权以及参与捐赠能否得到认同也需要被关注。

“举个例子，在开具捐赠票据的同时，公益机构注意到捐赠人有获得捐赠证书的需求，这实际上是对荣誉权的主张。”臧婧说：“基金会可以更加主动和多样化地服务捐赠人。”

尽管保障捐赠人权利已形成业界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例如，曾有8岁男孩玩手机误将1.7万元捐赠给某基金会，得悉此事后，这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做了多轮核实，才将资金退还，工作人员介绍，两个月时间内，该基金会处理了4笔捐赠退款，包括系统异常造成误捐、账号密码被盗后误捐等情况。

退款问题尚待厘清只是实际操作难题之一。近年来，一些慈善领域公信力相关的负面事件频发，折射出权利边界及规范操作等方面的问题。对此，何国科认为“明确捐赠人不拥有什么权利”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守公益价值观，在筹款的滚滚钱财洪流中坚守底线，决不能被带跑。我们需要长期主义，而不是为了短利去做违法违规的事。”

臧婧希望推动平台、基金会以及有筹款诉求的组织之间有效对话、互相理解。尤其是理解不同视角和站位带来的不同期待和诉求，寻找共同的价值点。

“信任”是公益慈善业内讨论捐赠人权利被提及较多的关键词。“我倾向于将捐赠和建立信任的过程联系起来。”聂良非说：“在守住公益性这条底线的基础上，我认为项目要平衡发展项目专业性和发展捐赠人之间的关系。好的项目既要关注社会议题及受益人，也需要关注培养、拓展捐赠人。”

谢琼认为，持续探讨如何保障捐赠人权利的背后，是对相互信任的美好社会的期待。“信任是社会团结与凝聚的润滑剂，也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非常有效的途径。”她表示：“借助互联网、数字化工具及各类创新的鼓励公众参与的活动，公益慈善机构可以陪伴捐赠人从感性到理性，深入地建立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支持捐赠人得到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