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吾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犯错误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两个途径，一是别人发现，听取别人的批评；二是自我发现，进行自我批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因在于共产党掌握着真理，“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在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在于共产党胸怀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和小集团利益，“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

毛泽东充分论证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首先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论证，认为党内存在着矛盾，“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而“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同时，从现实角度加以论证，认为党的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更重要的是党内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和做法。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残余，“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延安期间，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经常存在的是官僚主义问题。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给财政人民委员部》）。1953年1月，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文件，印发各地各部门执行。1960年3月，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专门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文件，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要求各地各部门“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还以房子和人脸为喻体，生动形象地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打扫和洗涤灰尘，当然，不是打扫房子的灰尘和洗涤脸上的灰尘，而是打扫和洗涤政治灰尘和微生物，“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工作中缺点以及思想上错误的主要方法。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上说：“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就个体而言，是要治病救人，帮助党员尤其是干部克服工作缺点和错误思想，“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那么，如何治病救人呢？“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就影响而言，是为了惩前毖后，使得个体不会因小过而犯大错，更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集体则可通过他人的缺点错误，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犯他人犯过的缺点错误。就整体而言，有利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利于增进党的团结，“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有利于增强党的战斗力，“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毛泽东不仅创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而且找到了实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效途径，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动员讲话，“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味着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思想动员；第二阶段是整顿三风；第三阶段是总结经验。整风的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是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指出主观主义的表现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次是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着力反对宗派主义的残余，“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后是发表了《反对党八股》，“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强调，整风是一个整体，要通盘考虑，综合推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他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的‘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实现了党内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找到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实践途径和可靠载体，对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