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古籍是幸福

陈红彦;口述;本报记者;谢颖;采访整理

2020-10-17期05版

■编者按:

五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藉古籍得以传承。而古籍之美,既展现着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也铸就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从求学时便与古籍结缘,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华古籍保护整理工作的蓬勃发展,更见证着如今古籍越来越走进人们的生活,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本报记者专访陈红彦,请她讲述与古籍相伴的时代故事。

1983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自此便开始了与古籍相伴的学习和工作生活。记得当时报了志愿后,家里人很奇怪,问我怎么会选择这么冷僻的专业,以后不怕没饭吃吗?其实我自己对古典文献专业也不甚了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受了高一时班主任老师的启发。老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这是学文科孩子的梦想,当时我对中文系的理解很肤浅,觉得就是写小说、搞文学创作等等。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去问那位老师,他建议我学习古文献,觉得这个专业的研究很扎实。

进入北大后,随着不断学习校勘、音韵、训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历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学要籍介绍、工具书使用法等相关课程,我逐渐了解到,原来古典文献的世界如此丰富,跟原来我对中文系片面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老师们学术根底深厚,比如为我们解读文学要籍的金开诚先生,他们的学识让我非常羡慕,上课时那一手漂亮的板书都让我崇拜。于是我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又进而喜欢上了古籍。

四年本科学习结束,我进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选择古籍作为自己的职业。记得刚进入善本组,第一步接受的就是安全教育。古籍具有特殊的价值,既是中华文化思想智慧的结晶,本身也是珍贵的文物,其重要性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是最需要明确的,我们守护的是国宝。那时我们规定不能一个人下库,不可以携带水或者食品等。幸运的是,我刚进馆工作就赶上了国图系统整理善本书目项目,可以跟着前辈系统学习一整套善本整理、编目的流程。拿着卡片著录的内容,到库里一一核对,有时发现一个原著录的错误,订正过来还很兴奋。那时候没有电脑,我们编目是手写卡片,卡片上的字不需要特别漂亮,但要一笔一画,清楚、成行。在写卡片的过程中,慢慢就接触了大量的古籍书名,通过背书名,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91年,电脑开始逐渐普及,馆里开始用电脑做机读目录,包括最珍贵的宋元善本。我和同事们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到库里去把珍贵善本每一叶的信息记录下来。每个人被分到不同的部类,我主要查阅记录“史部”书籍,书的内容、大小、印章、刻工、收藏源流、纸张类型等等,所有信息都著录下来。这些善本太美了,我们完全沉浸在工作里,连洗手间都舍不得去,就想不断去探究这些美。那个时候是工作初期,书看得不多,很多印章不认识,经常要请教几位前辈老先生。这几位前辈当时正在致力于完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的遗愿。他们是特别好的老师,不管谁去问问题,都如数家珍,毫无保留地指导。经过两年的磨炼,我确定了一辈子致力于古籍的兴趣点,这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也最幸福的两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图书馆工作跟社会打交道的机会不多,图书馆员主要是扎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古籍展览不多,也都是很小的厅,来看展的一般是专业人士、高校的老师学生等。

随着传统文化逐渐升温,整个社会大环境对文化越来越关注。2006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文津的守望”展览,当时展览占据了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操作起来很不容易,几个最专业的展柜还是从首都博物馆借来的,我们几天几夜在展览现场没有回家,不停调整。展览开幕后观众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新奇,最吸引眼球的要数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人们都想看看司马光的字是什么样的。这次展览为后来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做了很好的铺垫。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行总体部署,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对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国家对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设;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

这让我们古籍人非常兴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另一个职能,我也很幸运做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任办公室主任,见证了古籍保护工作走上快车道、迅速发展的时期。

在古籍保护中心的开创阶段,我们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任务,一个是建章建制,另一个是开展古籍普查和评审名录,让国家力量渗透到古籍保护的日常工作。比如《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评审,要涵盖什么内容?执行什么标准?我们组织了很多专家来研讨、制定名录及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办法、规则,并为全国各地的古籍收藏单位做培训。随着工作的进展,还会不断碰到新情况,需要不断研讨修订。比如原来评定范围没有外文文献,而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历史中融入了很多珍贵的外文善本古籍,从第二期开始增加了外文文献。甲骨算不算珍贵古籍?到第四批评审时领导和专家们才达成了共识:很多甲骨收藏在图书馆,如果古籍保护计划不收入甲骨,相关研究保护就存在很大的空白点,甲骨也被纳入了名录。此外,在古籍定级、图书馆古籍库房的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等方面,完善了一批标准成为国家标准,古籍修复的科技手段也不断提高。

2007年,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也正式启动,解决古籍家底不清的问题。当时善本目录相对比较全面,但普通古籍数字不清楚,尤其是古籍藏于多个系统和单位,所藏书目和内容都很不完善。经过十几年时间,古籍普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建立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等,目前已有2760家单位基本完成普查工作,这其中不乏很多新发现。比如《蒙古秘史》是蒙古族首部蒙古文历史文献,以编年体记述蒙古族发源、发展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强大帝国的历史。然而,以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原本未能留传下来,现存汉文本《元朝秘史》是明洪武年间用汉文音写蒙古语并以汉语翻译的,后来辗转流传形成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我的同事萨仁高娃在援藏期间参加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普查工作,和西藏同行一起在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发现蒙古文《蒙古秘史》异本散叶,为继罗桑丹津《黄金史》本、内蒙古鄂伦苏木残叶之后的另一重大发现。

2018年9月,“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亮相,吸引了大量观众。近年来,古籍展已是社会文化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甚至有了自己的忠实“粉丝”,这其中,像《永乐大典》这样极其珍贵的典籍,对于公众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永乐大典》是我国明永乐年间组织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1408)正式成书后,一直藏于皇宫,嘉靖皇帝因非常喜爱,常在手边放置几册。期间因宫中失火,嘉靖帝担心《永乐大典》损毁,又令人抄录一部,即为嘉靖副本。嘉靖副本完成后,正本离奇失踪。自大典成书至今,已经跨越600余年风雨历程,其成书、收藏、流通、散佚、研究、复制出版、传播、修复等等,是一部传奇,备受世人关注。比如2007年年底,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督导组赴华东调研时,意外获知加拿大华侨藏有一册《永乐大典》。此本尚保留明代包背装原貌,前后书衣完整,内容为“模”字韵“湖”字册。令人惊喜的是,国家图书馆恰好存此本的前、后各一册,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前后相缀、更为完善。她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永乐大典》,了解中国的书籍文化,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制作了《永乐大典》主题文创,通过图片、视频、缩微场景、沉浸式投影等展陈方式,以及问答小游戏、抄写大典等互动方式让读者体验抄录者生活,熟悉经典,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籍只面对专业人士的小众境况已完全不同。近年来,通过古籍展览和各种相关的文化活动,以及古籍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古籍正在走近大众,走进人们的生活里,古籍的生命在新时代得以延续,无论是内容的生命还是实体的生命,都绽放出时代风采,它的价值也为更多的人所认知。

古籍对于学术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曾选择一些珍贵的古籍进行了影印再造,给学者研究增加了很多“料”。从新印的古籍里爬梳整理资料,产生了新的学术成果。冯其庸先生就利用影印《史记》的各种版本研究,发表了《项羽不死乌江考》一文。而像《永乐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过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郑振铎先生曾经感慨地说道:“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无怪乎在古籍普查中西藏《旁塘目录》的发现,让一辈子搞藏文文献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

古籍浩如烟海,文化、科技、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上古历史文献的总集《尚书》中提出的“民为邦本”的思想,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就有关于龋齿等医学现象的记载,屠呦呦团队拯救数百万疟疾患者的药方来源于《葛仙翁肘后备急方》……这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大学考察时向学校赠送了《永乐大典》重印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并现场在赠书函上签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古籍延续民族血脉,彰显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魅力,也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古籍可以挖掘研究利用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作为古籍工作者,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做出更多的成果,让古籍更为大众所熟知、所了解,其实,这也正是古籍人最大的幸福。